他以为，在法律适用者的"理论争论"（theoreticaldisagreement）中，可以清楚发现对法律的"背景根据"（ground）如原则的不同理解。
目前聘有近20名专职调解员，包括羌首和端公8人。但是这种间接承认的范式一般具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的特点。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决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三、如何：国家法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路径 由于发展程度和立法的局限，目前我国的国家法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承认路径尚无规范安排，故仅能从实践出发且作初步的总结。一些成果已经开始注重在习惯法和软法二元视角下结构其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2]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超越简单的异同的静态视角，而将两者置于同一逻辑层面作为关系探讨的前提：习惯是基于特定的认知和思维惯性所产生的行为，偏重主观能动。二是专门立法中对本法范畴内的变通和补充规定的制定权的授予，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3条、《婚姻法》第50条、《继承法》第35条、《森林法》第48条、《收养法》第32条等，这类规定的授权对象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处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案件时，要遵照、遵循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尺度和裁判标准。[1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7条对交易习惯进行了专门界定：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他也认为合法权威与合法性信念有关。
其次，某些善未必会丧失，它可能会通过少数人的努力获得，但把产生这些善的负担加于少数人，既是不正义的，也是不公平的。除非存在法律上的豁免性规定，否则人们就应该用法律排除个人的理由平衡。个人对于基本善的偏好是不同的、具有内在的价值。拉兹认为法律的道德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性的，这是法律作为法律体系所拥有的道德性质。
如果每一个人都想通过合作-背叛模式获得最好的结果，他们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即全体变节。如果把权威指令看作内容依赖的、慎思性的理由，人们就必须对权威指令的内容进行平衡。
另一种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关注的重点是权威的正当化问题，如哪些因素能够为权威提供正当化辩护？谁能够拥有合法权威？谁应该服从权威？权威是否存在一般的道德限制等？对这些问题的说明无疑要借助于权威的概念分析。排他性理由承认道德理由的重要性，但不管一个道德理由多么重要，排他性理由都要求人们忽视它。[29]比如在处理河流污染问题时，可能存在A、B、C、D四种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都有25%的人支持。拉兹在不同的场合分别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
但是，将制裁作为法律的核心问题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反而会偏离问题的重心。但一致同意缺乏可行性。但病人在决定是否住院治疗时，除了会认真考虑医生的诊断和建议外，还会考虑治疗费用及效果等因素。一种是以公共和公开的方式将社会合作计划的内容和个人应尽的职责公布出来，以它们的内容上的正当性，争取人们的认同并产生服从义务。
法治所服务的目的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形式，但在形式上则需要满足依赖性命题和一般正当化命题的要求。在菲尼斯看来，这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制度。
但是，如果人们能够就是否实施某一行为做出正当的理由平衡，他就可以直接基于该理由平衡而行动，不需要权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7，尊重每一个行为内在的各种基本价值。
法律的主要功能是指引人的行为，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30]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工具合理性不能解释权威的道德地位。[15] 最后，沃尔夫的道德自主概念虽然来自康德，但他似乎暗中改造了康德的道德自主概念。相反，权威可能采取各种宣传策略伪装自己具有合法权威，或让人们相信它拥有合法权威。第一，特权是为或不为某一行为的自由，其他人没有干涉我为或不为这一行为的权利。运用实践理性去创造自己的生活的人，就是个人自主的。
命令作为独立于内容的和断然性的理由，导致了服从与相信的分离，即服从命令不以被命令者相信命令的内容是正当的为前提。只有当一个人对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采取这种不加反思和怀疑的实践立场时，法律才会被当作排他性的理由接受下来，从而有效地实现其指引人们的行为和解决社会合作的道德使命。
如一个人把他人的命令当作最终决定，但拒绝或未意识到需要对该命令的内容进行反思，他固然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他丧失了自主。合法权威拥有发出命令并要求服从的权利，它本身就是服从其命令的道德义务的基础和来源。
拉兹不否定人们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相信法律拥有合法权威，某些合法性信念可能是错误的。其次，相应地，人们在接受法律的权威的主张时，也会依照这两个命题去反思和检讨权威的主张。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分别介绍和说明了菲尼斯和拉兹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各种善之间不存在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但他的实践理性概念与菲尼斯不同。菲尼斯认为基本善之间不存在客观的、可传递的价值位序，不可能将它们加总在一起，获得高于其他基本善的、作为最终目的的善。
这三个特点是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重要区别。菲尼斯区别了两种义务，一种是法律义务，一种是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
换言之，概念分析与权威的正当化问题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其次，自主理论也为政府设置了许多限制。
第一，拉兹提醒人们注意去做法律所要求之事与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分。基本善以及实现方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个人的偏好经常处于激烈的变化之中。
[28] 根据菲尼斯，在一个团体中进行合作的方式只有两种：一致同意（unanimity）或权威。[77]根据前面对自主的两种区分，菲尼斯所谓的实践理性是道德自主的，而拉兹的实践理性是个人自主。承认政府具有行动的权威，只是承认它有以制裁相威胁以及实施制裁的特权，但它不是对人的权威，因而没有做制裁之外的其他事的权利，比如设定法律义务的权利。拥有权力是指运用强制力或以强制力相威胁来强迫他人遵从的能力（ability to compel compliance），而权威是发布命令的权利以及要求服从的权利，或者说拥有统治的权利（right to rule）。
[17]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p.387. [18] Joseph Raz, Introduction, in Authority, pp.2-3. [19] Robert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1980), reprinted in Authority. 以下引文均指后者。同样，如果有充分的道德理由要求人们把权威指令当作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服从权威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
主张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的人，通常认为人们服从法律的理由，是因为法律如此规定的事实，因而他们主张存在一种服从法律的特殊义务。第一，它要求人们把所有的行为理由都当作可以运用理性能力去审查的理由，即内容依赖的、慎思性的理由。
行动的权威来自对人的权威，反之则否。其中，无知之幕这一条件保证了他们的选择不受参与者的偏见的影响，因此是公平的。
